第744章 年崇武惨案：灯塔下的冤魂

一、地瓜园里的惊叫

一九八八年十月六日下午两点，惠安县崇武半岛东端的海风带着咸腥味，一遍遍掠过那片即将收获的地瓜园。日头斜斜挂在天上，把农妇佝偻的背影拉得老长。

锄头落下去的时候，她觉着手感不对。

不是地瓜那种圆滚滚的实沉，而是软塌塌的，带着某种说不出的滞涩。她弯下腰，用手扒开沙土——

一件牛仔衣。

蓝色的，袖口深一块浅一块，黏糊糊的。她凑近一看，是血。已经干涸的血迹把布料浸得发硬，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黑紫色的光。

她的手开始抖。

再扒，是一只手表。男式的，表盘晶亮，指针还在走。秒针一下一下地跳，跳得她心慌。

最里头那把弹簧刀，闪着幽光，刀刃上的血迹已经发黑，像一条凝固的毒蛇。

锄头从她手里滑落，砸在瓜藤上，惊起几只觅食的海鸟。

她叫不出声。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剩下胸腔里那颗心在砰砰砰地撞。四周是静悄悄的地瓜园，远处是大海茫茫的波涛声，灯塔就在不远处的礁石上站着，像个沉默的见证者。

她活了四十多年，从没见过这种东西。

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能动了。连奔带跑，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冲向崇武镇的方向。身后，那几样东西躺在被翻开的泥土里，手表上的秒针还在走，一圈，又一圈。

二、沙滩里的秘密

崇武边防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听完农妇的话，放下手里的茶缸就往外冲。一边派人保护现场，一边摇通了惠安县公安局的电话。

警笛声撕破了下午的宁静。

郑局长和王副局长跳下车的时候，现场已经被围了起来。地瓜畦里，瓜藤东倒西歪，明显有过扭打。泥土上斑斑点点，是干涸的血迹。技术人员趴在地上，用镊子一点点提取着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郑局长蹲在田埂上，点了一根烟。

大海就在前面，一望无际的灰蓝色。沙滩绵延出去，看不出任何异常。尸体呢？如果死了人，尸体在哪？扔海里了？还是埋沙里了？

“拿棍子来。”

十几个干警，每人一根硬木棍，在沙滩上排成一排，像扫雷一样，一寸一寸地往前戳。木棍扎进沙里，拔出来，再往前扎一步。海风吹得人眼睛发涩，没人说话，只有木棍戳进沙子的噗噗声。

“有东西！”

一个干警突然停下，手握着木棍，感觉底下软软的，不是沙该有的那种松散。几个人围过来，蹲下，用手扒。

沙一层一层被扒开。

先是一只脚。穿着尼龙袜，灰色的裤腿卷上去一点。再扒，是小腿、大腿、腰身。一具男尸蜷缩着埋在沙里，像睡着了一样。

只是满头满脸的血。

血糊住了眼睛、鼻子、嘴巴，在沙里埋了一天一夜，已经变成暗褐色的痂。白色小条花的衬衣敞开着，里面的白背心被捅了好几个窟窿，窟窿周围的棉花翻出来，也是黑的。

法医蹲下来，开始工作。身高一米七一，年龄二十四左右，体格健壮。上身多处刀伤，致命的是脖子上的掐痕——十根手指的印子清晰地留在皮肤上，凶手用了多大的力气，能把一个壮年男子活活掐死？

从死者裤兜里翻出两张车票。泉州开往崇武，十月五日上午十一点。

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身份证，没有介绍信，没有钱。一具干干净净的无名男尸。

三、古城的眼睛

崇武镇政府的大会议室里，五个村的村委会负责人和公安员挤了一屋子。白炽灯照着墙上挂着的黑白照片，是死者的遗容。

“看看，是不是你们村的人？”

人群里有人嘀咕，说这人有点像他们村的某某。一查，那某某今天还在家里喝酒呢。不是。

又召来全镇旅社的服务员、开三轮车的、跑运输的。一波一波的人进来看，摇头，出去。

轮到古城旅社的服务员时，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

“这人……好像见过。”

她想了想，又说：“不对，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十月五号晚上，有两个男的来投宿，其中一个就像这照片上的。第二天早上，只有一个人走的。退钥匙的时候，那人连一块钱押金都不要了，走到门口还回头跟我们说‘拜拜’。”

公安人员的眼睛亮了。

“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

“瘦瘦的，个子不高，说话带北方口音。对了，他们九月二十九号也来住过，住了三四天，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十月二号走的，没想到五号又来了。”

登记簿翻出来。九月二十九日那一页，三个人的名字：刘伟禄、傅宗泽、刘树敏。山东青岛，工作单位那一栏写着：青岛市人民法院。

十月五日那一页，只有两个名字：傅宗泽、刘树敏。

服务员指着那个“傅宗泽”说：“不对，五号晚上来的不是这两个人，是那个瘦的，和这个照片上的。登记的时候，瘦的那个自己写的名字。”

也就是说，十月五日晚上，刘伟禄带着刘树敏来投宿，登记时却写了傅宗泽和刘树敏的名字。十月六日早上，刘伟禄一个人走了，连押金都不要了。

刘树敏呢？埋在沙滩里的那具尸体，叫刘树敏？

公安人员又问：“你怎么认得这么清楚？”

服务员说：“九月二十九号那次，是他们三个一起来的。带他们来的是我们本地人，叫王建南。”

四、联络员的口供

王建南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四十来岁，崇武某村人，名片上印着“福建福安县经济贸易信托中心联络员”，其实就是个跑腿做生意的。

“刘伟禄？认识认识。青岛一个贸易公司的，九月底来找我买彩电。”

王建南点了一根烟，开始回忆。九月二十三日，刘伟禄他们三个从青岛坐船，二十四号到上海，二十五号从上海出发，二十七号到厦门。

在厦门一个姓赵的部队老乡那儿住了两天，二十九号来崇武找他谈彩电生意。谈了几天，十月二号走的。

“他们做什么生意？”

“彩电嘛。那时候彩电紧俏，青岛那边想来福建倒腾一批回去。刘伟禄是牵头的人，说是懂法律，在法院工作。傅宗泽是他朋友，刘树敏是石家庄来的，做碳酸钙推销的，带了一笔钱来合伙。”

“多少钱？”

“好像是四千九。”

公安人员心里有数了。四千九，在那个年代不是小数目。一个推销员带着这么多现金出门做生意，半路死了，钱没了。

“刘伟禄十月五号有没有再找过你？”

王建南摇头：“没有。他们二号走了就没消息了。我还纳闷呢，生意谈得好好的，怎么就没下文了？”

五、厦门来的线索

厦门某部队的宿舍里，傅宗泽被叫出来的时候，还一脸茫然。他三十出头，白白净净的，说话斯文。

“刘树敏？认识，我们一块儿来福建做生意的。怎么啦？”

公安人员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十月五号上午。那天我和刘伟禄、刘树敏在厦门分手。我留在厦门办点事，他们两个去崇武找王建南接着谈。怎么，出事了？”

“刘伟禄后来有没有联系你？”

傅宗泽想了想：“有。昨天下午，就是七号下午，他发电报给我，让我去石狮找他，说在我们住过的旅社会面。”

“你们在石狮住过？”

“十月二号从崇武出来，我们在石狮新光旅社住了一晚。他让我去那儿找他。”

公安人员对视一眼。十月二号住过，十月七号又约在那儿见面。刘伟禄还在石狮。

“刘伟禄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

傅宗泽说：“挺好的啊，懂法律，在法院工作，说话办事都有分寸。这一路都是他张罗的。要是出什么事，肯定是刘树敏的问题，不会是刘伟禄。”

公安人员没说话。傅宗泽被蒙在鼓里，还不知道他嘴里那个“有分寸”的朋友，可能已经把刘树敏杀了。

六、石狮的包围圈

十月七日下午六点，石狮新光旅社门口，人来人往。

惠安县公安局的十个人分成三组，便衣的、穿警服的、外围接应的，悄无声息地把这座三层小楼围了个严严实实。

旅客登记簿上，刘伟禄的名字在103房。

一楼走廊尽头，103房的门关着。便衣民警装作住客，在走廊里来回走了两趟，没动静。

六点半，一个瘦削的男人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脸盆，往洗漱间走。

便衣民警远远瞄了一眼：身高一米六几，瘦，北方人脸型。是他。

洗漱间里，水龙头哗哗响。那人洗了脸，用毛巾擦干，端着盆往回走。走廊的灯不是很亮，他的影子拖在地上，一摇一晃。

103房门口，他刚掏出钥匙——

“刘伟禄。”

他回头。

三个人影已经扑到面前。他还没反应过来，手腕一凉，手铐已经扣上了。脸盆咣当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佩服佩服。再迟一步，你们就别想抓到我了。”

声音不高，带着点山东口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七、律师的论文

审讯室里，刘伟禄坐在椅子上，手腕上的铐子已经打开。他活动了一下手腕，打量着对面的公安人员。

二十七岁，瘦削的脸，眼睛不大，但很亮。桌上放着他的包，里头翻出来的东西摆了一排：几件换洗衣服，一条没拆封的剑牌香烟，一本律师结业证书，还有两篇没写完的论文。

一篇是《论中国近五年内是青少年犯罪的高峰期》。

公安人员看了一眼那论文，又看了一眼他。他没躲开目光，反而笑了笑。

“刘伟禄，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知道。”

“说说。”

“刘树敏死了，我杀的。”

审讯室里安静了几秒。他太痛快了，痛快得让人不适应。

“你们别跟我来那套‘党的政策’什么的，”他往前探了探身子，“我是学法律的。从被你们抓住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颗脑袋保不住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没必要绕弯子。”

他往后一靠，开始讲。

十月五日上午十一点，他和刘树敏从厦门坐车到泉州，又从泉州转车到崇武，住进古城旅社。晚上，他约刘树敏去逛古城，说灯塔那边看夜景特别好。刘树敏没多想，跟着去了。

灯塔在崇武半岛最东端，脚下是礁石，前面是大海。晚上十一点，四周黑漆漆的，只有灯塔上的灯一圈一圈地转。他们在石盘上坐下，吹着海风，说着话。

刘树敏至死都没明白，这个一路同行的伙伴，这个在法院工作的“律师”，为什么要杀他。

第一下是石头。刘伟禄从地上摸起一块，照着他后脑勺砸下去。眼镜飞了，刘树敏往前一栽，还没反应过来，本能地爬起来就跑，边跑边喊：“你干么的？你干么的？”

刘伟禄追上去，在地瓜园里把他扑倒。石头继续砸，砸得他满脸是血。然后掏出弹簧刀，一刀一刀捅进去。刘树敏倒在瓜藤里，血渗进土里，人还在喘气。刘伟禄骑在他身上，双手掐住脖子，掐了很久，直到手下那具身体彻底软下去。

然后他搜出刘树敏包里的四千九百块钱，把沾血的牛仔衣、手表、刀埋在地瓜畦里。拖着尸体往海边走，想扔进大海。可是沙滩太远了，拖了几百米，实在拖不动了。找个凹陷的地方，用沙把尸体埋起来。

回到旅社已经半夜。他洗了手，用“傅宗泽、刘树敏”的名字补办了登记手续。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坐车去了石狮。

“钱呢？”

“花了。买了几条外烟，几盘录像带，还有西装。嫖了两次娼。”

公安人员问：“烟呢？”

刘伟禄冷笑一声：“假的。他妈的都是假的。有几条里头装的不是烟，是石头和砖头。”

审讯室里有人没忍住，轻轻笑了一声。

八、骗子的末日

刘伟禄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把傅宗泽骗到石狮，告诉他刘树敏想跑台湾，他不同意，刘树敏就不辞而别了。这样，杀人抢钱的事就掩盖过去了。

十月七日下午，他发完电报，又挂了长途电话。然后回旅社等着。

等的时候，他也没闲着。把沾了血的衣物收拾收拾，塞到旅社附近的阴沟里。行李整理好，准备随时走人。

等到六点，傅宗泽没来。

他觉着不对劲。刚想走，门开了。

站在门口的，不是傅宗泽。

九、尾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法庭上，刘伟禄站在被告席里，听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他没有请律师——他自己就是“律师”。

那个律师结业证书成了法庭上的一个证据，放在一堆血衣、凶器、假烟中间。那篇没写完的论文《论中国近五年内是青少年犯罪的高峰期》也摆在桌上，没人去翻。

判决书念了很久。最后几个字是：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伟禄站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十二月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他想起了崇武的灯塔，想起那天晚上的海风，想起刘树敏在黑暗里喊的那几声“你干么的”。

那几声喊，现在还在他耳朵里响着。

他二十七岁的人生，到此画上句号。

崇武半岛的灯塔还在那里，一圈一圈地转着光。地瓜园里又长出了新藤，把那片埋过血衣的土地盖住了。只有那把弹簧刀，那件牛仔衣，那只还在走的手表，静静地躺在公安局的证物室里，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手表上的秒针还在走。一圈，又一圈。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