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1章 第325天 极地邮轮（1）

026年05月6日， 农历三月二十， 宜：嫁娶、祭祀、祈福、求嗣、出行， 忌：开光、掘井、开仓。

潇潇翻黄历的时候笑着说，今天宜出行，是个好日子。她把黄历截图存进手机相册，说要留作十周年纪念的一部分。我看着她笑，觉得这次瞒着她订的极地邮轮之旅，终于值了。

女儿小雅趴在舷窗边，鼻子压得扁平，惊叹声像小海豹一样短促而兴奋：“爸爸！冰山！蓝色的冰山！”

邮轮正穿过格陵兰岛东海岸的斯科兹比峡湾，地球上最壮丽的极地景观之一。两岸雪峰连绵，浮冰如玉，海水黑得像墨色的镜面。北欧极昼的阳光斜斜地打在冰山上，折射出钴蓝与翠绿交织的光，那种颜色不属于人间，像是上帝打翻了颜料罐，随手泼洒在这片被遗忘的水域。

邮轮名叫“极光号”，排水量两万吨，载客二百三十六人，船员一百二十人。我们一家三口在第三层，舷窗外就是海。潇潇把结婚照摆在床头柜上，那是我们十年前在海边拍的，她穿白色婚纱，我穿白色西装，两个人笑得像傻子。

“当时你好瘦。”潇潇捏了捏我的肚子。

“当时你没这么唠叨。”我回嘴。

小雅在床上蹦跶，五岁的她扎着两个小揪揪，举着望远镜朝外看，嘴里念念有词：“妈妈，是不是能看到北极熊？我想看北极熊！”

潇潇搂着她：“等靠岸了就能看到了，乖。”

我看着她们，心里涌上一股暖意。这次邮轮花了我大半年的积蓄，但值得。结婚十年，我欠潇潇一次真正的旅行。婚礼那会儿穷，蜜月就在市郊泡了三天温泉。后来小雅出生，奶粉尿布学区房，日子像上了发条一样往前赶，一晃十年。

五天航程，今天第三天。前两天的行程堪称完美，看了鲸鱼，登了冰川，尝了当地因纽特人做的腌海雀——那味道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尝第二次。船上设施一应俱全，餐厅、酒吧、剧院、赌场、游泳池，甚至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乘客大多是中老年人，来自欧美各国，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家庭不多。

一切都很完美。

直到晚餐前，我在走廊里闻到了一股味道。

那是一种很怪的气味，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消毒水混着什么甜腻的东西。走廊尽头的垃圾桶旁边扔着几团沾血的纸巾，我多看了一眼，没太在意。邮轮上磕磕碰碰难免。

晚餐在六楼的主餐厅，自助形式。潇潇去拿沙拉，小雅在儿童餐台前排队等炸鱼薯条，我去拿了两杯果汁。广播里放着轻柔的爵士乐，餐厅里人声鼎沸，各国语言交织成热闹的背景音。

“听说有人发烧了。”隔壁桌一个美国老太太对同伴说，声音不大，但我耳朵尖。

“是吗？这个季节感冒也正常。”

“不是感冒，好像是……”老太太压低声音，我没听清。

潇潇端着盘子回来，叉起一片烟熏三文鱼，忽然皱眉：“你有没有觉得这鱼味道不太对？有点腥。”

我尝了一口，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但看她表情不对，就把那盘鱼推到一边：“可能不新鲜了，别吃了。”

小雅吃得津津有味，她是天生的吃货，什么都香。我和潇潇看着她笑，气氛又轻松起来。

吃完饭回舱房的路上，经过医务室。门半开着，里面亮着灯，我看见一个船员正在和医生说话。船员脸色很白，额头上贴着退热贴，嘴唇干裂起皮。他捂着肚子，身体微微前倾，像是腹部的疼痛让他直不起腰来。

医生戴着口罩，递给他什么东西。

那个船员忽然剧烈地干呕起来，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整个人弯成了虾米。医生连忙扶住他，把他往里面的病床带。门在我经过的时候关上了。

我站住脚，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多管闲事，最终还是没敲门。邮轮上有医疗团队，人家会处理的。

回到舱房，小雅已经困了，窝在潇潇怀里听睡前故事。我打开手机刷新闻，信号不太好，网页加载了半天，只刷出来一条本地推送：“奥斯陆卫生部门提醒，近期前往北极地区的游客请注意个人卫生，疑似……”后面没加载出来，信号就断了。

我没在意，放下手机去洗漱。

夜里两点多，我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吵醒。走廊里有好几个人在跑，脚步声杂乱无章，间或夹杂着压抑的咳嗽声。我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脚步声渐渐远了，似乎是往医务室的方向去了。

潇潇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了过去。小雅四仰八叉地睡在中间的床位上，呼吸均匀，小脸蛋红扑扑的。

我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就好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闷，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

走廊里又传来一阵脚步声，比刚才更密集，像是有五六个人同时经过。有人在用丹麦语大声说话，语气急促，我听不懂内容，但那语调里的慌张是全世界通用的。

我起身走到舷窗边，掀开窗帘一角。

外面是茫茫的极地之海，冰山在月光下泛着幽蓝的光。海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看不出任何异常。

可船里的世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个醒。

小雅还在睡，潇潇也睡得沉。我轻手轻脚地穿上衣服出门，想去餐厅拿些早餐回来。走廊里的灯比平时暗了一些，不知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调低了亮度。

经过走廊中段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东西。

一台轮椅靠在墙边，轮椅上裹着一条灰白色的毛毯，毛毯下面鼓鼓囊囊的，像是裹着一个人。但那个姿势不对。正常坐在轮椅上的人，脑袋应该在靠背上方，可这条毛毯从扶手一直堆到脚踏板，整个人像是缩成了一团。

毛毯露出的边缘有暗红色的印渍。

我走过去，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我伸出手指，轻轻挑开毛毯的一角。

一张脸露了出来。

是个老头，七八十岁的样子，皮肤皱得像风干的橘皮。他的眼睛半睁着，眼珠浑浊发黄，瞳孔散得很大。嘴唇和牙龈上全是黑色的血痂，鼻子里也在往外渗血，暗红色的血液顺着人中流到嘴角，再滴到毛毯上，已经干了一半。

他还有呼吸。

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出来，但我盯着看了几秒，确认毯子下面的胸腔的确在微微地、艰难地起伏着。

他的眼球忽然动了一下，转向我。

那双眼睛里没有痛苦，没有恐惧，什么都没有。像一潭死水，连倒影都映不出来。

我猛地松开毛毯，后退了两步。

走廊两头空荡荡的，没有人。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极昼的白光，照得整条走廊惨白一片。

我几乎是跑着去了餐厅。

餐厅里的人比昨天少了很多，大概只有一半的乘客在吃早餐。安静得不像话，没有人聊天，没有人笑。每个人都低着头沉默地吃着盘子里的东西，整个大厅里只有刀叉碰撞瓷盘的叮当声。

我去拿咖啡，经过一张桌子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年女人趴在桌上不动。起初以为她在睡觉，走近了才发现她的肩背在微微发抖，像在忍着巨大的痛苦。她面前摆着一碗燕麦粥，一口都没动。

“, are you okay?” 我问。

她慢慢抬起头来。

我瞬间屏住了呼吸。她的脸白得像纸，眼窝深陷，眼圈周围布满了红褐色的疹子，像是某种皮肤出血点。她的嘴唇上全是干裂的血口子，上下唇粘在一起，开口说话的时候撕裂了，鲜血渗出来。

“water.” 她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please, water.”

我手忙脚乱地去拿水，一个船员走过来，看到那个女人的样子，脸色骤变，立刻用对讲机说了什么。很快来了两个穿着全套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他们戴着N95口罩、护目镜、手套，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一左一右扶起那个女人往外走。

那个女人在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腿上挂着一滩暗红色的液体。

不是水，是血。

稀薄的血水从她的裤腿里往下淌，滴滴答答落在餐厅的地板上，留下一条触目惊心的红色痕迹。

整个餐厅安静了一瞬，然后像炸开了锅。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椅子刮地板的刺耳声响成一片。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哭，有人当场就干呕起来。一个老太太捂着嘴朝洗手间方向跑去，她丈夫在后面喊她，声音都在发抖。

我僵在原地，脑子里嗡嗡作响。

直到手机震了一下，收到一条群发通告。

邮轮广播也同时响了起来，是一个沉稳的男声，先用了英语，然后是德语、法语、中文：“各位尊敬的旅客，邮轮医疗中心正在处理一起突发的肠胃疾病事件，目前已有数名旅客出现类似症状。作为预防措施，请所有旅客立即返回各自舱房，等待进一步通知。餐厅及公共区域将暂时关闭。重复一遍，请所有旅客立即返回各自舱房。”

中文播报的女声颤抖了一秒，虽然很快稳住了，但那一秒的颤抖像一根针扎进每个人的心里。

我没听完，转身就跑。

咖啡洒了一身，烫得我龇牙咧嘴，我顾不上疼。冲回走廊的时候，我又经过了那台轮椅。轮椅还在原地，但毛毯已经完全被血浸透了，暗红色在灰白色毛毯上扩散开来，像一朵缓慢绽放的、恶毒的花。

轮椅下面，一摊黏稠的液体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

我不敢去看毯子下面的人还活没活着。

冲进舱房的时候，潇潇正在给小雅梳头。看到我的样子，她的笑容凝固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白？出什么事了？”

我一把抱住她们，抱得很紧。小雅被我箍得喘不过气，推我的脸：“爸爸你弄疼我了！”

广播播了第二遍。潇潇听完了全部内容，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去。

她松开梳子，转身去看手机。邮轮的内网已经炸了，各个群组里的消息像雪崩一样涌来。有人在问到底是什么病，有人骂邮轮公司隐瞒信息，有人贴出了照片——走廊里那个老人的照片，不知道是谁拍的。

照片里，老人的毛毯被完全掀开了。他穿着睡衣，睡衣上全是血，肚子上有一个拳头大的黑色瘀斑，皮下出血已经形成了大片大片的紫黑色病变。他的脸被打了马赛克，但光是身体就已经足够让人头皮发麻。

有人在群里说，这是埃博拉。

有人说不是，症状不对，埃博拉不会这么快出现全身性出血点，除非是马尔堡病毒。

有人说都别瞎猜了，可能就是某种严重的流感。

还有人说，已经死了人了。不是一个，是三个。

第七个感染，第三个死亡。刚才餐厅里那个中年女人，就是其中之一。

我关掉群聊，打开邮轮发的官方通告。通告很短，措辞含糊，说医疗中心正在积极处理，请旅客保持冷静，不要恐慌，所有旅客和船员将在舱房内接受医学观察。

没有说观察多久。没有说到底多少人感染。没有说什么病。

什么都没有。

潇潇的手开始发抖，她放下手机，把小雅搂进怀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没事的，宝贝，没事的。”

小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感觉到了恐惧的气味。小孩子对这种事异常敏感，就像动物能感知地震前兆一样。她的小手攥紧了潇潇的衣领，圆圆的眼睛看着我，嘴巴扁了扁，忍着没哭。

我把窗帘拉上，把门反锁，检查了通风口的挡板是否关闭。没有用，我知道没有用，但我需要做点什么，否则我会疯掉。

门外传来敲门声。

不是船员，是隔壁舱房的英国老头tom，六十多岁，退休的中学教师，前几天我们在酒吧聊过天，他一个人来极地旅行，妻子三年前去世了。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半瓶威士忌，脸涨得通红。

“陈，你听说了吗？”他的声音沙哑，带着酒气，“他们说这个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封闭空间里，每个人都会被感染，每个人。”

“tom，你回房间去，最好是不要到处走动——”

“来不及了。”他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声干涩刺耳，像两片砂纸在互相摩擦，“你闻到走廊里的味道了吗？那两个小时前就开始了，那个味道，甜腻的腐臭味，和我在非洲见过的一模一样。你知道什么病毒会让血液变成黑色的焦油状吗？你知道——”

他话没说完，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不是普通的咳嗽。他的整个身体都在痉挛，每一声咳嗽都像要把肺叶从喉咙里撕出来。他捂住嘴的手掌心里，有暗红色的液体从指缝间渗出来。

我猛地把门关上，锁好，又拉上了安全链。

门外传来他沉重的身体滑倒在地的声音，然后是呕吐声，那种声音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听到第二次——像是有人在把一桶黏糊糊的东西从胃里往外倒，泼在地板上，哗啦哗啦的。

潇潇抱着小雅躲进了卫生间。

我靠在门上，大口大口地喘气，眼睛里全是tom咳出来的血。那扇门只有四厘米厚，挡不住病毒，挡不住任何东西。

我的手机响了。

是邮轮船长全频道广播：“各位旅客，这里是船长。很遗憾地通知大家，本船目前已确认爆发高传染性出血性病毒。根据挪威海事局和丹麦公共卫生局的联合指示，‘极光号’即刻进入全船隔离状态。所有港口拒绝我们靠泊。重复一遍，所有港口拒绝我们靠泊。”

广播停顿了五秒，只有电流的沙沙声。

然后船长再次开口，声音里有一种我从未在任何人身上听到过的疲惫与绝望：“我们将在海上漂流，等待救援。请所有旅客留在舱内，锁好房门，不要外出。愿上帝保佑我们。”

广播结束。

走廊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哭声、咒骂声、尖叫声。有人在砸什么东西，一声接一声的闷响，像钝器敲在骨头上。

小雅终于哭了。

她不知道什么是病毒，不知道什么是隔离，不知道什么是出血热。她只知道妈妈在发抖，爸爸的脸像死人一样白，隔壁的爷爷在尖叫，而她的小肚子很饿，想吃炸鱼薯条。

我走到卫生间门口，看着潇潇跪在地上抱着小雅，肩膀在剧烈地颤抖，却一声都没有哭出来。

十年了，我从来没见她这个样子。

不是恐惧，是某种比恐惧更深的东西。是那种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最珍爱的东西从指缝间一点点滑落的绝望。

我蹲下来，把她们俩一起抱住。

“不会有事的。”我说。

声音飘在空气里，轻飘飘的，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

窗外，极昼的阳光依然明亮，冰山在海面上缓缓漂移，钴蓝色的光芒美得不真实。这片地球上最纯净的海域，正在见证一场无声的屠杀。

而我，我的妻子，我的女儿，正在这艘两百多人的钢铁棺材里，等待未知的命运。

手机信号彻底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