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1章 第304天 侵权（3）

潇潇的正式道歉在四十八小时后发布了。

那是一篇措辞严谨的道歉信，一看就是团队操刀的。信里承认了“未经授权使用和改编陈默老师作品”的事实，表达了“诚挚的歉意”，承诺“下架所有相关视频和音频”，并表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合理赔偿”。信的末尾有一段话是潇潇自己写的——我能看出来，因为措辞突然变得不那么工整了：

“我知道道歉可能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伤害。我确实是《杜甫》这首歌的听众，也确实是出于喜爱才唱了它。但我忽略了喜爱不是权利，感动不是许可。我欠陈默老师一个真正的对不起。”

我读完这段话，坐在窗前看了很久的夕阳。

那天北京的夕阳很好，天边烧成一片橘红色，像一块被揉皱的绸缎。楼下的马路上，放学的小孩在跑，一个穿黄背心的外卖员在闯红灯，一只橘猫蹲在垃圾桶旁边舔爪子。

世界照常运转。太阳照常落下。一切都在继续。

我拿起手机，给老方发了一条微信：“我不追究了。”

老方秒回：“确定？”

“确定。”

“好。那我跟他们谈赔偿的事。”

“赔偿不用谈了。让她把演唱会上那首歌的收入捐给一个帮助独立音乐人的基金就行。”

“……你确定？”

“确定。”

“陈默，你有时候真的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就什么都别说。”

我放下手机，又看了一会儿夕阳。那根刺还在。它没有因为道歉信而消失，也没有因为我的“大度”而萎缩。它就在那里，安安静静地扎在我创作的器官上，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知道它不会走了。

那不是一根普通的刺。那是一根用“绝无恶意”做成的刺，用“改编也是一种创作”做成的刺，用“老艺术家不要太玻璃心”做成的刺，用“致敬”这个词做成的刺。它扎进去的时候没有声音，拔出来的时候会带出血肉，而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承受那个伤口。

所以我选择不拔。

我选择带着它活下去。

这件事过去之后的一个月里，我照常生活。写歌，弹琴，健身，做饭。我去了一趟菜市场，买了一棵白菜、两根葱、一块姜和一斤猪肉。卖猪肉的大姐认出了我，说：“你不就是那个……那个唱歌的吗？你那个什么……杜甫……我儿子天天听。”我笑了笑，付了钱，拎着菜走了。

回到家，我把白菜切成丝，葱切成段，姜切成片，猪肉切成薄片。我用砂锅煮了一锅粥，把白菜和姜片放进去，小火慢炖了四十分钟，然后把猪肉片放进去烫熟，最后撒上葱段和一点白胡椒粉。

那锅粥很好喝。白菜的清甜，姜的辛辣，猪肉的鲜美，白胡椒的暖意，都在一口粥里。我喝了两碗，额头出了一层细汗。

但即使是在喝粥的时候，那根刺也在。

它不在我的喉咙里，不在我的食道里，它在我的——在我的创作的那个地方。它让我在拿起吉他的时候，手指会迟疑一秒钟。它让我在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脑子里会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字会不会也被别人拿走？它让我在完成一首新歌的时候，不再有那种纯粹的、毫无杂质的喜悦，而是多了一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一层警惕。

像一只被踩过尾巴的猫，从此以后看到任何移动的物体都会先缩一下。

四月的一天，我在工作室里终于写完了一首新歌。关于一个男人在机场等一艘船。我写了三个礼拜，改了十几版，最后定稿的版本是一个很安静的、只有一把吉他和人声的demo。

我录完之后听了一遍。旋律是好的，歌词也是好的，编曲干净得像一杯白水。但我在听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这首歌会安全吗？

那个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但我听到了。

我关掉录音软件，走到窗前。楼下那棵槐树发芽了，嫩绿色的叶子在风中轻轻地颤。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过，车里的小孩伸出一只手，想去抓头顶飘过的一片杨絮。

我忽然想起潇潇道歉信里的最后一句话：“我欠陈默老师一个真正的对不起。”

我想告诉她：你欠我的不是对不起。你欠我的是那个凌晨三点。那个地下室的凌晨三点，那个蟑螂爬过洗脸池的凌晨三点，那个垃圾车倒灌轰鸣的凌晨三点。你把它拿走了，改成了一个亮晶晶的、适合在万人体育馆里演唱的、适合发在抖音上的东西。你把它从我的血肉变成了你的装饰。

你还给我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站在窗前，看着那棵槐树，看着那片杨絮，看着那个婴儿车里的小孩。小孩的手最终没有抓住杨絮，它飘走了，飘向更高更远的地方，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线里。

我回到桌前，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几行字。那是我多年来的习惯，每天写一点什么，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为了记录。

那天我写的是：

“农历二月十二，宜立券、交易，忌嫁娶、动土。今天写完了一首新歌，叫《等船》。那根刺还在。我开始习惯它了。也许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带着刺的生存——你把自己最柔软的部分暴露出来，然后祈祷没有人会往上面捅刀。但总有人会捅。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有多疼。”

我合上日记本，关了灯，走出工作室。

走廊里很暗，只有尽头窗户透进来的一点路灯的光。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墙壁上，像一个沉默的、佝偻的、背着什么东西的人。

我走到卧室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工作室的门。门关着，门把手上挂着一串我从尼泊尔带回来的风铃，铜质的，风一吹就叮叮当当地响。现在没有风，它安静地垂在那里，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我忽然想起杜甫的一句诗，不是《戏为六绝句》里的，是另一首，叫《天末怀李白》：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文章憎恨命运通达，魑魅喜欢人们犯错。

我以前读这句诗的时候，理解的是“好的作品往往诞生于困顿之中”。但那天晚上，站在走廊里，看着那串安静的风铃，我忽然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文章——或者说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困顿。你把自己的命、自己的血、自己的凌晨三点都放进去了，然后你把它交出去，交给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魑魅——不是那种青面獠牙的鬼怪，而是那种穿着漂亮衣服的、说着漂亮话的、带着“绝无恶意”的微笑的、把你的血肉当成装饰品的魑魅。

他们喜欢人们犯错。因为人们犯了错，他们就有了机会。

我转过身，走进卧室，躺在床上。

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我盯着那道裂缝，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地下室的蟑螂，想起凌晨三点的垃圾车，想起第一次在livehouse唱《杜甫》时台下那个哭了的女孩，想起金曲奖颁奖典礼上我握着奖杯说“感谢杜甫，感谢长安，感谢每一个在大城市里挣扎的年轻人”。

那些事情都还在，没有被拿走。但它们的颜色变了，像一张被阳光晒久了的照片，褪了一层，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灰。

那根刺动了一下。不疼，但我知道它在。

我闭上眼睛。黑暗中，我听到远处有一辆垃圾车在轰鸣，声音闷闷的，穿过几公里的夜色，穿过无数堵墙，无数扇窗，抵达我的耳膜。

凌晨三点。又是凌晨三点。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三月三十日已经过去了，农历二月十二也过去了。黄历上说那天忌动土，忌起基，忌定磉。它没说忌什么最该忌的东西——忌一个人拿走另一个人的血肉，然后说“绝无恶意”。

我在黑暗中无声地笑了一下。不是因为好笑，而是因为不好笑。

那根刺会在的。它会一直在。它会跟着我写下一首歌，下下一首歌，会跟着我每一次拿起吉他，每一次在空白文档上敲下第一个字。它会成为我的一部分，像一块嵌在骨头里的弹片，取不出来，也不会取出来。

因为那是代价。

创作者的代价。

我带着它，继续写。

窗外，北京的夜在继续。路灯亮着，槐树在风中轻轻地摇，那个翻垃圾桶的流浪汉不知道去了哪里。所有的凌晨三点都是相似的，所有的困顿都是相似的，所有的创作都是相似的——它们都带着一根刺，一根永远不会消失的刺。

而我，陈默，一个创作型歌手，一个写过《杜甫》的人，一个被侵权过然后选择了不追究的人，一个心里长了一根刺的人——

我会继续写。

因为除了写，我什么都不会。

就像杜甫。

就像所有在凌晨三点跟自己的灵魂搏斗的人。

他们会继续写。带着刺，带着痛，带着那个永远不会愈合的、小小的伤口。

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