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7章 同志，你辛苦了。

“用不上了？”江夏心里一沉，“您是说的老所长嘛？”

是病情已经进展到……连那些可能抑制肿瘤生长、争取时间的“其它”药物，都失去意义的阶段了吗？

孟超医生也放下了筷子，脸上的神色变得凝重。作为医生，他太明白这几个字背后意味着什么。那通常代表着病情已至终末期，医疗手段回天乏术，所有的治疗都转向了姑息、减轻痛苦的阶段。

“裘老，” 江夏的声音不自觉地放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涩然，“老所长他……”

裘老深深地叹了口气，缓缓站起身，踱到窗边。窗外，城市的灯火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中显得格外孤寂，远处传来隐隐的电车进站的声音，更衬得走廊里一片寂静。

“不是这位同志。是另外一位，他……在天坛医院。”

“肝癌，原发位置不好，又耽搁了，等送到北京，已经……已经全身多处都有了，手术做不了。现在，就是靠一些基本的支持，还有一些……止疼的药，在硬扛着。”

“前段时间止疼药短缺，那位病人还多次拒绝打针，说是……要把药留给更需要的人！”

“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他了！”

“可这个人啊……他疼啊！那边的医生说，他疼起来的时候，浑身抖得像风里的叶子，冷汗能把棉褥子湿透一大片，牙齿咬得咯吱响，人都有些糊涂了……”

裘老转过身，昏黄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着湿润的光泽，他看向江夏：“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疼得快昏过去的时候，他嘴里念叨的，不不是自己的病……

他拉着来探望他人的手，问的是……是兰考今年的风沙大不大，春天栽下去的泡桐树苗活了没有，盐碱地里的麦子长势怎么样，老百姓家里的粮食，能不能接上夏收……”

“对了，你们知道兰考这个地方吗？”

小刘秘书和大老王都摇了摇头，于副处长没有摇头，但表情也是茫然的。

这怪不得他们。

祖国太大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几千个县，几千个县委书记，谁能把每一个地名都记住？

兰考，一个河南的小县城，在地图上不过针尖大的一点，黄河故道上的风沙从那里刮过，刮了几百年，刮穷了地，刮跑了人，刮得这个名字连本省的人都不一定听说过。

大老王在海上待了那么多年，海峡上的岛礁他闭着眼都能数出来，可你问他河南一个县的名字，他只能摇头。

小刘秘书管的是文件、批文、项目协调，经手的公文摞起来比人还高，可那些公文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兰考”两个字。

它太小了。

小到不值得被记住。

可就是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因为那个人，后来被全国人民记住了。报纸上登他的事迹，广播里讲他的故事，学校里学他的精神……

这两个名字从此长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

但那是后来的事。

此刻那个人还躺在四九城的病床上，兰考的老百姓还在等着他回去。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以后会被写进教科书里。他们只知道，那个人是为了兰考累倒的。

他的肝，是在风沙里一天一天坏掉的。他的命，是在盐碱地里一寸一寸耗干的。

如果让兰考的老百姓来选：是用他的命换兰考名扬天下，还是让他好好活着，让兰考继续默默无闻下去……

答案根本不用问！

一座县城被世人记住，有很多种方式。

最痛的那种，就是用一个好人的命去换。

江夏不知道兰考的百姓会是什么表情，但是此刻，他，是哀伤的。

……

“不知道也好。”裘老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刚翘起来就落下去了。

“那地方，春天刮风沙，漫天黄沙能把白天遮成黄昏。夏天一暴雨，地就淹了。秋天稍微好点，可地里是白的！

你们以为是雪嘛？不，不是！

是盐碱！它一层一层泛上来，庄稼根本种不活。冬天更不用提，北风从黄河故道灌进来，冷到骨头缝里。那个县，解放前是出了名的穷窝子，逃荒的人比留下的人多。

解放后也没好到哪儿去，三年困难时期，别的县好歹还能刨出点吃的，兰考是真的连草根都挖不着。”

“那个人就是在那儿当书记的。”

“他上任的时候，组织上问他有什么想法。他就说了一句话——‘感谢党把我派到最苦的地方去。’”

“他在兰考干了不到两年。两年不到，他把全县一百二十多个大队的风口、沙丘、盐碱地，全走遍了。风沙最大的时候，别人往屋里躲，他往沙里钻——他说不亲眼看看风是怎么把沙子刮起来的，就不知道该怎么治。他追着沙丘跑，把每一片流动沙丘的移动轨迹都画了图，编号入册。他领着老百姓翻淤压沙，挖河排涝，种泡桐树。那树耐盐碱，长得快，根扎得深。他说，泡桐生了根，沙子就跑不了了。”

“后来他的肝开始疼了。一开始是隐隐的，他也没当回事，拿手顶着继续走。后来疼得厉害了，他找了根木棍，一头顶在肝区，一头顶在藤椅扶手上，就这么顶着看文件、写报告、开会。他办公室那把藤椅，右边扶手下面，硬是被他顶出了一个碗口大的洞。”

孟超的筷子从他指间滑了下去，落在搪瓷碗上，“当啷”一声脆响。

裘老拍了拍自己好徒弟的肩膀，没有停止讲述。

“我前面不是出了趟差嘛？去的，就是天坛医院！”

“那位同志连看病都是被地委的同志硬押上火车送到天坛医院的，去的时候人已经瘦脱了相，肚子胀得像鼓，全身皮肤上一块一块的硬结。

我打开腹腔的时候，才里面已经没法看了。癌组织布满整个肝脏，腹腔广泛转移，腹水抽出来是血性的。”

“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住了没几天就闹着要出院，说住一天院就花国家一天的钱，他已经不能干了，不能再躺着浪费。同志们拦着不让走，他就拿那根陪了他几百天的木棍敲床沿，说……

‘让我回兰考，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后人把沙丘治好。’”

“他才四十出头。”

没有人说话。大老王把脸转向了墙壁。小刘秘书摘下眼镜，低着头用衣角反复擦着镜片，擦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戴不上。

至于江夏，这小子鸡贼的进入了理智化，企图用绝对理智来掩盖自己恸哭的念头。

因为，对这位同志的历程，他远比大老王他们知道得多。

特别是那张照片，那人站在泡桐树苗中间，瘦得颧骨高高凸起，笑容却敞亮得像能把整片沙丘都照亮。

他还知道那把藤椅后来被收进纪念馆，藤条断了好几根，扶手上那个窟窿周围被磨得溜光……那是人的手掌和木棍一起，在四百多个日夜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他记得那人对自己女儿说过的话。

“……不要向组织上要任何照顾……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以前看这些记载的时候，江夏曾觉得那是一种纯粹的敬佩，一种隔着时空向先辈致敬的情怀。

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就坐在这条昏暗的楼梯间里，面前是一个亲手给那人看过病的医生，医生手里的搪瓷缸子还残留着余温，而那个人此刻还活着……

虽然他正躺在某张病床上，疼得整夜睡不着，连一片像样的止痛药都舍不得用。

历史和现实之间那条隔着时空的玻璃墙忽然就碎了，碎得干干净净。

那人不再是书本上的一段文字、纪念馆里的一张照片，他是裘老亲自接诊过的病人，是一个在手术台上被切开腹腔后所有医生都只能摇头叹气的肝癌晚期患者，是一个此刻还在用木棍顶住肝区、在藤椅上硬撑着看文件的……同志。

同志，

你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