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9章 热血难凉（二）

“我和老头子，还有儿子、女儿，原来……都是轻机械厂的。

老头子和我是一建厂就在的老工人了，儿子女儿是八十年代从技工学校毕业，分配回来的。我们一家四口，都是厂里的人。”

她的声音里，回忆起往昔，有了一丝微弱的光彩，但随即又被更深的黑暗吞没：

“那时候多好啊……厂子就是家，大家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想着怎么把生产搞好，把质量提上去，给国家多做贡献。

我们铆足了劲，舍小家，顾大家，觉得厂子好了，我们这个小家自然就好了。儿子女儿也听话，一门心思学技术，搞革新……”

“可谁想到……九零年，厂子说不行就不行了。”老妇人的眼泪终于滚落下来，划过沟壑纵横的脸颊，

“厂领导突然开大会，说什么经营困难，现在是市场经济，国营企业也要‘自负盈亏’，政府财政不兜底了。还要‘转制’，把厂子卖给回国投资的‘爱国华侨’。”

她脸上露出一种极致的困惑和痛苦：

“我们这些工人，一辈子跟机器、跟技术打交道，哪里懂这些弯弯绕绕？

就听见领导在台上讲，台下乱哄哄的。最后……我们全家，就被稀里糊涂地……‘下岗’了。”

“下岗”两个字，她说得极其艰难，仿佛有千斤重。

“每个月，厂里就给发五十块钱，说是‘生活费’。

书记，您说，现在这年头，五十块钱能顶什么用啊？连吃饭都不够！

老头子这一躺下，每个月的药钱就要好几百！

九零年以前，这些医药费厂里是能报销大部分的，可现在……厂子早‘转制’了，

不是国营的了，我们去问，去求，人家就说：‘有事找政府去，我们现在是私营企业，不养闲人’……”

老妇人泣不成声，瘦弱的肩膀剧烈耸动。

祁同伟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那双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却微微有些发白。他轻声问：“那现在，家里情况怎么样？孩子们呢？”

“孩子们……”老妇人用袖子胡乱抹了把脸，泪水却更多了，

“儿子……去了东莞，进电子厂打工。

上次打电话回来，说一天只能睡四个钟头，站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中间只有一次上厕所的时间，吃饭控制在十分钟……他说，活得……活得还不如个畜生……”

她哽咽得几乎说不下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继续道：

“女儿……女儿也出去打工了，倒是……倒是时不时寄点钱回来。

可她每次回来，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穿金戴银……我们老两口……心里都清楚，

她一个没文化没技术的女娃，在南方那种地方，能做什么正经工作赚那么多钱？

可我们……不敢问，也不敢想……说来说去，都是我们老两口没本事，拖累了孩子……”

最后，老妇人抬起头，用那双被泪水浸泡得红肿、却依然残留着一丝属于工人阶级质朴困惑的眼睛，望着祁同伟，仿佛在问天，也仿佛在问眼前这位“大官”：

“书记，我就想不明白了……

以前多好啊，有鞍钢宪法，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大家把厂子当自己家，厂子也把我们工人当子女一样照顾。那时候，干活有劲头，生活有奔头，走出去有尊严！

怎么现在……世道就变成这样了呢？”

她的声音颤抖着，带着无尽的心酸和迷茫：

“我们这些工人，还有活路吗？不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工人和农民，是主人吗？我们的主人翁地位……去哪儿了？”

这番话，像一把生锈的钝锯，在祁同伟的心上来回拉扯。

他不是没听过基层的苦难汇报，不是没见过冰冷的统计数据。

但如此近距离、如此毫无保留地，从一个被时代车轮无情碾过的普通工人家庭口中，

听到这血淋淋的、充满理想幻灭和尊严崩塌的控诉与质问，带来的冲击力，远胜于任何文件和报告。

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只有老妇人压抑的抽泣声，和床上陈师傅那微弱艰难的呼吸声。

良久，祁同伟才仿佛从某种沉重的情绪中挣脱出来。

他缓缓站起身，走到床边，看着床上那个曾经是技术骨干、如今却如同枯木般了无生气的男人，又看了看瘫坐在床沿、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希望的老妇人。

他从随行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印有“市委市政府慰问”字样的红色信封，里面是一千元慰问金。他双手将信封递到老妇人面前。

“大娘，这点钱，您先拿着，应应急。”

老妇人看着那厚厚的信封，愣了一下，随即慌忙摆手，声音带着惶恐：“不，不，书记，这使不得！我们不能要……”

“拿着！”祁同伟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力度，他直接将信封塞进老妇人枯瘦的手中。

然后，他又从自己夹克的内袋里，掏出钱包，将里面所有的现金——大约两千多元，也一并拿出来，再次塞到老妇人手里。

“这……这更使不得了！书记，您……”老妇人急得又要推辞，眼泪再次涌出。

“大娘，听我说。”

祁同伟握住老妇人那冰凉、粗糙、颤抖的手，目光坚定地看着她，“这钱，不是施舍。

是党和政府欠你们的。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让您和陈师傅，还有千千万万像你们一样的工人老师傅，受苦了。”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

“这钱，您拿着，给陈师傅买点好药，买点营养品。剩下的，贴补家用。别舍不得花。”

老妇人紧紧攥着那些钱，仿佛攥着一根救命的稻草，又仿佛那钱烫手。

她看着祁同伟，嘴唇哆嗦着，最终只是重重地点头，眼泪成串地往下掉，却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祁同伟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走到那低矮的门框前，他停住脚步，缓缓转过身。

昏暗的光线从他身后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深邃的阴影，却让他的眼睛显得异常明亮。

他看着屋内那对苦难的夫妻，看着这间散发着绝望气息的屋子，用一种斩钉截铁、仿佛对着历史和人民立下誓言的语气，沉声说道：

“大娘，陈师傅，你们要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好起来的。我向你们保证。”

说完，他不再停留，迈步走出了这间令人心碎的屋子。

门外，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但祁同伟却觉得，心头仿佛压上了一块千斤巨石，

刚才屋里那混合着疾病、贫穷、绝望和理想幻灭的气息，似乎还萦绕在鼻尖，沉重得让他几乎喘不过气。

“书记，下一家是按行程去……”杜司安上前低声请示。

“行程取消。”

祁同伟打断他，声音有些沙哑，

“就在这个棚户区，再走十几家。不，几十家。不用安排，随机进，我想听听最真实的声音。”

杜司安微微一惊，但看到祁同伟那异常凝重、甚至带着一丝痛楚的眼神，立刻明白了他的决心，点头道：“是，我马上安排。”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祁同伟彻底抛开了所有的行程安排和“示范户”引导。

他就像一头沉默而敏锐的猎豹，带着杜司安和几名精干的工作人员，

一头扎进了这片被繁华都市遗忘的角落，随机叩开一扇扇斑驳破旧的门扉。

他不要看粉饰过的“盆景”，他要触摸这座城市最真实、最疼痛的脉搏。

第一站，是巷子深处一栋摇摇欲坠的筒子楼。

楼道昏暗，弥漫着霉味和公共厕所刺鼻的氨水味。他们随机敲开三楼的一户人家。

门开了，一股更浓重的、混杂着人体汗味、食物馊味和潮湿气息的热浪扑面而来。

开门的是一个面黄肌瘦、眼神怯懦的中年妇女，身后挤着好几个探头探脑、衣着破旧的孩子。

不足四十平米的单间，被破旧的布帘、木板勉强分割成几个“功能区”。

一张大通铺几乎占据了房间一半，上面凌乱地堆着被褥，住着祖孙三代足足十二口人。

晚上睡觉，大人孩子只能侧着身，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勉强挤下。

唯一的窗户很小，糊着发黄的报纸，光线昏暗。

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几个破纸箱就是衣柜和储物柜。角落里堆着捡来的煤渣和废品。

“书记……领导……”女主人嗫嚅着，不知所措。

家里的男人——也是原来的轻机械厂职工，此刻正蹲在门口，闷头抽着劣质烟卷，眼神躲闪。

祁同伟没在意屋内的气味和拥挤，他走到窗边，摸了摸冰凉的墙壁，又看了看墙角渗水的痕迹。

“冬天怎么取暖？”他问。

“捡……捡点煤渣，烧炉子……省着点用。”女主人小声回答，不敢抬头。

“夏天呢？这么小的屋子，这么多人，怎么过？”

“熬着……开风扇费电……不敢多开。”旁边的老人，孩子的爷爷，叹了口气，声音沙哑。

祁同伟的目光扫过那几个躲在母亲身后、瘦小但眼睛很大的孩子。

其中一个约莫七八岁的男孩，手里紧紧攥着一本破旧的、卷了边的课本。

他走过去，蹲下身，尽量放柔声音：“小朋友，读几年级了？”

男孩怯生生地往母亲身后缩了缩，不敢回答。女主人连忙替孩子答道：

“他……他去年就该上小学了，可……可厂里的子弟学校关了，外头的学校要收好几千的借读费……我们……我们拿不出……”女人的声音越来越低，头也埋得更深。

祁同伟默默地点了点头，没再追问。

他掏出随身带着的笔记本，飞快地记录着。

杜司安在一旁，也拧紧了眉头，示意工作人员记下这家的具体门牌和情况。

离开时，祁同伟将身上所有的现金——大约一千多块，悄悄塞给了那个一直沉默抽烟的男人。

男人愣住了，拿着那叠钱，手微微发抖，嘴唇翕动，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深深地把头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