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0章 热血难凉（三）

第二户，在棚户区更边缘的一个窝棚里。

还没走近，就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仿佛野兽垂死般的呻吟和老人绝望的啜泣。

窝棚是用废旧木板、油毡和塑料布胡乱搭成的，低矮得几乎要贴着地面。

祁同伟弯腰走进去，里面的景象让他呼吸一滞。

一个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骨瘦如柴，躺在用砖头和门板搭成的“床”上，身上盖着脏污不堪的薄被。

他的左腿以一种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裸露的小腿部分已经发黑溃烂，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腐臭气味。

伤口显然未经任何正规处理，只用些破布草草包裹，脓血渗透出来。

床边，一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几十岁的老夫妻，正跪在地上，一个不停地用湿毛巾给儿子擦额头的虚汗，另一个则捂着脸，肩膀剧烈耸动，发出压抑的呜咽。

看到有人进来，老夫妻茫然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血丝和绝望。

“这是……”祁同伟强忍着胃部的不适，沉声问。

“我儿子……我苦命的儿啊……”

老妇人仿佛找到了宣泄口，猛地扑过来，却不敢碰祁同伟，只是跪在地上连连磕头，额头撞在泥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领导……青天大老爷……求求您，救救我儿子吧！他快不行了！求求您了！”

老头子也挣扎着爬起来，老泪纵横：

“他在工地上摔的……从三层楼高的架子上掉下来……黑心的老板跑了，一分钱都没赔啊！

我们借遍了亲戚，送他去小诊所看了两次，没钱了，就只能抬回来……伤口一天天烂，人一天天烧……我们没办法了啊！

真的没办法了啊！”说着，也要跪下磕头。

杜司安和工作人员连忙上前搀扶。

祁同伟蹲下身，仔细查看了一下年轻人的伤势和状态，眉头紧锁成了“川”字。

他知道，这伤势，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又感染恶化至此，即便现在送医，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工地出的事？老板叫什么？”祁同伟的声音冷得像冰。

老夫妻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儿子的名字、出事工地的大概位置和那个早已不知所踪的包工头的绰号。

祁同伟一一记下，然后对杜司安斩钉截铁地道：

“立刻联系市一医院，派最好的救护车，用最快的速度把人接走！

开通绿色通道，不计代价，全力抢救！费用问题，市里先垫付！

另外，马上让公安局立案，追查那个跑路的包工头！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查他的社会关系，查资金流向，一查到底！”

“是！”杜司安立刻拿出手机走到一旁紧急安排。

老夫妻听到这番话，如同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哭得更凶了，但那是夹杂着希望和感激的痛哭。

他们还想磕头，被祁同伟用力扶住。

“老人家，别这样，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让你们受苦了。”他的声音有些艰涩。

离开那个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窝棚时，祁同伟的脚步异常沉重。

那对老夫妻绝望的眼神和年轻人溃烂的伤口，像烙印一样刻在他的脑海里。

第三户，是一间位于棚户区最偏僻角落、几乎半塌的土坯房。

房门虚掩，里面没有灯光。

祁同伟推门进去，借着门外透进的微光，看到屋里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一张用砖头和木板搭成的“床”，上面蜷缩着一个瘦小干枯的身影，盖着一床破得像渔网似的棉絮。

听到动静，那身影微微动了动，露出一张布满皱纹、如同风干橘子皮般的脸。

那是一位老妇人，眼睛浑浊无神，呆呆地望着门口，没有任何反应，仿佛一尊没有生命的泥塑。

“大娘，我们是市里来的，来看看您。”杜司安上前，温和地说。

老妇人眼珠缓慢地转动了一下，看了看他们，嘴唇嚅动了几下，却没有发出声音，又把头转了回去，继续望着黑漆漆的屋顶。

邻居闻声赶来，一个同样衣着破旧的大妈，叹着气告诉祁同伟：

这是原来轻机械厂的退休女工，姓王。

老伴早逝，有两儿一女。

下岗潮后，儿子女儿都嫌厂里发的几十块生活费太少，也嫌老母亲“没本事”、“拖累”，先后离家去了南方打工，开始还寄点钱回来，后来就渐渐没了音讯。

老人原来有点退休金，后来厂子彻底没了，那点钱也断了。

居委会偶尔送点米面，邻居看她可怜，也时常接济一口吃的。

她就这么活着，像屋里那盏早就坏了的煤油灯，慢慢熬干最后一滴油。

祁同伟站在那间冰冷、空洞、弥漫着衰败死亡气息的屋子里，久久无言。

他看着老人那空洞的眼神，那是一种连绝望都已被消耗殆尽，只剩下生命本能微弱喘息的状态。

被子女抛弃，被社会遗忘，像一块无声的旧抹布，被随意丢弃在最肮脏的角落。

他示意工作人员留下一些钱和食物，又低声叮嘱杜司安，立刻协调民政和街道，

将此类孤寡失能老人全部排查登记，建立长效帮扶机制，确保“老有所养”的最低底线。

第四户，他们遇到了一群正在巷口空地上追逐打闹、浑身脏兮兮的半大孩子。

这些孩子大多八九岁到十二三岁，衣衫褴褛，眼神里没有这个年纪该有的天真，反而带着一种野性和警惕。

看到祁同伟一行人衣着整齐，他们立刻停下玩耍，远远地聚在一起，好奇又戒备地打量着。

祁同伟走过去，尽量让自己的表情显得和善：“小朋友们，怎么没去上学啊？”

孩子们互相看看，没人回答。一个胆子稍大点的男孩，吸了吸鼻涕，嘟囔道：“上学？上啥学？学校不要我们。”

“为什么不要？”

“要钱！好多钱！”

另一个孩子抢着说，

“我爸说了，原来厂子办的子弟学校没了，外头的学校要交好几千的‘赞助费’，

还要‘借读费’，我们家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交？”

“就是！我哥说了，上学有啥用，不如早点出来混，还能搞点钱。”又一个孩子满不在乎地说。

祁同伟的心沉了下去。他蹲下身，与孩子们平视：“那你们平时都干什么？”

“瞎玩呗。”“捡破烂。”“有时候帮人看摊子，能给个馒头吃。”

“东头游戏厅老板有时候让我们跑腿，给根烟抽……”

孩子们七嘴八舌，语气里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油滑和麻木。

杜司安在一旁低声补充：

“书记，这是普遍现象。

厂办学校关闭后，大量下岗职工子女失学。

公立学校资源紧张，借读费、赞助费对于这些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这些孩子流落街头，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引诱，偷盗、打架，甚至被拉进犯罪团伙……”

祁同伟站起身，望着这群本该坐在明亮教室里读书的孩子，如今却像野草一样在脏乱的街头野蛮生长。

他仿佛看到了未来的隐患，看到了一座城市根基的锈蚀。他低声对杜司安说：

“记下来。教育问题，和住房、医疗一样，是底线！必须解决！一个都不能少！”

走访的第五户，是一间稍微像样点、但同样破旧的平房里，他们听到了一段令人发指的故事。

讲述者是一位年近六旬、头发花白、但腰板依然挺直的老工人，姓赵。

他的儿子几年前下岗后，不甘心吃那点微薄的下岗生活费，东拼西凑借了点钱，

在附近的一个露天市场支了个小摊，卖些日用杂货，想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家人。

起初还好，虽然辛苦，但勉强能糊口。

直到有一天，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来到他的摊前，自称是“市场管理办公室”的，要他每月交五百块的“卫生管理费”和“摊位保护费”。

老赵的儿子知道这是变相的敲诈，市场根本没什么正规管理，这些人是附近有名的“市霸”。

他据理力争，表示自己证件齐全，也按规定交了税，拒绝交纳这不合理的费用。

冲突就此埋下。那些人丢下狠话走了。